在1689年的罗马街头，一位名叫莱布尼茨的德国人邂逅了从东方归来的传教士闵明我。莱布尼茨，年四十三，是当时欧洲哲学界的璀璨明星；而闵明我则带回了丰富的中国见闻。尽管史料没有详细记载他们的交流内容，但此后近三十年，莱布尼茨与另一位在华传教士白晋保持书信往来，沉迷于汉字的奥秘，甚至在《易经》中挖掘出二进制的雏形。
彼时，中西文化的距离似乎并不显著，两者的国民人口相近，都在六千万左右，而领土的面积相似，均为四百万平方公里级别。历史学家沃尔特·沙伊德尔将这一时期并行的历史称为“第一次大分流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者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。中国经历了多次分裂与重聚，而西方地中海的世界自西罗马帝国解体以来，长达千五百年几乎无法合体。
吸引我思考的正是这个问题——为何欧洲未能实现统一，而中国却每次都能重归一体？虽然分裂是常态，而统一则显得珍贵，欧洲人曾多次尝试统一的欲望却屡屡夭折。例如，在公元800年的圣诞夜，查理曼被加冕为“罗马人的皇帝”，试图建立跨越今日法国、德国与意大利北部的帝国，但其去世后，帝国立即分崩离析。841年的《凡尔登条约》使法、德、意三国的雏形初现。
奥托一世在962年重拾“神圣罗马帝国”的名号，支撑了八百多年，却被伏尔泰讽刺为“既不神圣，也不是罗马，更非帝国”。1806年，弗朗茨二世因拿破仑的压力而退位，这个已然破旧的招牌才终于被彻底摘除。拿破仑试图扩展他的统治，从马德里到华沙印上三色旗，但最终在1812年的俄国远征中，六十万大军返回时却只有不到三万存活。
语言如同潜伏地下的水管，表面上方言变化多端，而源头却是同一水源。拉丁字母作为表音文字，反映了各种口音的变迁，导致文字符号发生变化，令后代难以理解祖辈的文字。展望到2026年，欧盟的二十七个成员国将有二十四种官方语言，开会时同声传译的耳机数量甚至超过议员人数。
在英国脱欧后，英语在欧盟中的地位尴尬，几乎需要重新讨论其重要性。而拥有五亿人口的市场却难以涌现出像样的本土应用。查理曼和拿破仑未能实现的目标，如今在逐步迈向统一的欧盟中也在缓慢弥补，而中国在两千年前便已悄然成功，这并非因为智慧的胜利，而是时间的先机，持续了千年的发展红利。
莱布尼茨一生的追求在于创造一种通用符号，使所有人都能理解，从而使哲学讨论如同数学般明确。然而，他未能实现这一理想。史料记载他去世时的葬礼冷清，随葬之物寥寥。这位渴望“用符号统一人类思想”的天才，或许直到生命的终点才意识到，早在几千年前，这套符号其实已经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被人书写出来。
